AI硬件究竟有多热?根据36氪发布的数据,截至2025年上半年,中国具身智能与AI硬件投融资达114起,融资总额超145亿元,远超2024年全年的92起和98亿元。仅在2025年5月,流向AI硬件的资金就占到全部投融资的五成以上。
Ropet萌友智能是这股“硬核创业”浪潮中的一员。10月17日,Ropet在国内京东平台正式预售。Ropet此前在2025国际消费电子展(CES)亮相,被Forbes、BBC、CNBC等媒体报道,在全球获得超60亿次传播,一定程度上带火了AI陪伴赛道。
图片来源:Ropet
萌友智能(Ropet)的联合创始人兼CEO何嘉斌把Ropet定位为“弱机器人”,“一般的机器人是为人服务,而Ropet则是模拟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生命体,通过被照顾,让用户得到抚慰”。
何嘉斌并非典型的AI创业者。他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,学的是产品设计,职业生涯横跨微软亚洲研究院、百度、物灵科技和字节跳动,曾主导开发LUKA绘本机器人和PICO 4 VR一体机。他的经历让他更关注一个问题:人们为什么会愿意和一个机器产生情感连接?
不久前,在由硅星人与北京中关村科学城、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发起的AI 创造者嘉年华(AI Creators Carnival,ACC)上,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与何嘉斌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谈。他们梳理了AI这波热潮如今发展到哪个阶段,分析了智能陪伴产品是怎么被定义出来的,回顾了萌友智能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。
我们编辑了对谈的部分内容,希望能带来新的思考角度。
先分享部分结论:
- AI的未来在于“具身智能”。“具身智能”不一定是双足或者人形,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硬件载体,这些载体拥有跟这个世界交互的能力和采集数据的能力。这类终端将催生新的消费品机会。
- “有用”的好处是市场教育成本低,坏处是很快陷入性价比竞争。而“好玩”的产品,初期市场教育难,但一旦成功,就能获得溢价,并形成独特的竞争壁垒。
- 硬件领域的革命性技术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:第一阶段是底层技术的爆发。第二阶段是思考技术的想象空间。第三阶段是实现商业价值。第一波是技术还在“核”里边。到了第二波,技术稍微有点应用空间。第三波,技术跟大千世界接触起来,实现了落地。
/ 01 / Ropet:百分百的“好玩”,零分的“有用”
李丰:AI硬件越来越火或之后,AI陪伴玩具赛道特别受瞩目。我们好奇的是,AI硬件到底以什么样的呈现形式,才能实现情感陪伴的功能?请你先来介绍一下Ropet这款产品。
何嘉斌:Ropet是专为女性设计的全新宠物形态的产品,通过AI提供情绪价值,帮助用户缓解孤独感。
我们的第一步,是打造一个外观好看、受女性用户喜爱的AI宠物,让用户愿意把它带回家,放置在经常出现的位置,比如办公桌。从大学毕业到退休,人们会在办公桌前度过漫长的时间。并且,桌面还是一个有稳定电源的固定位置。如果这里有个像“桌搭子”一样的小生物,能提供情绪价值、长期在场,它的陪伴时长和开机率都会非常高。
图片来源:Ropet
在用户的悉心照顾下,Ropet会逐渐积累有关主人情绪变化的数据,“越养越懂你”。它会学习用户的口头禅,甚至慢慢开始叫用户“妈妈”。
我们希望唤醒女性用户在孤独世界中那一丝关于“爱”的感受。在当代高压的都市生活中,这种情感体验尤为稀缺。我们创业的初心,就是希望通过AI与机器人技术,为更多女性带来具有科技创新意义的新产品体验。这是我们最初的产品逻辑。
值得一提的是,Ropet也是AI与潮玩两大产品领域的交集,同时也融合了宠物元素。我们称自己为“未来宠物公司”,希望是让Ropet成为一个全新的“硅基宠物”品种。未来,它可能以不同形态存在——可以放在桌面上、挂在包上、置于车内,或是在家里自由移动。
李丰:如果从功能性的视角来看,市场上的智能硬件大致可分为两类:一类是“有用”,一类是“好玩”,也有的产品两者兼具。从你们的选择来看,产品在“好玩”和“有用”之间,各占几分?
何嘉斌:我们选择了百分百的“好玩”,零分的“有用”。
我理解的“有用”,是机器人能帮你解决具体问题、提升效率,比如打扫、提醒、学习辅导,这是工具属性。而“好玩”,则是纯粹提供情绪价值。
我之前创业做的产品——儿童绘本机器人“卢卡”,是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尝试,大概五五分。对父母而言,它是“有用”的,解决了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刚需。但对孩子来说,它就是“好玩”的——通过IP形象和互动小游戏,让反人性的“阅读”变得有趣,增强粘性。
但当一个产品要同时取悦两波不同人群(如父母和孩子),且他们需求不一致时,产品定义就会变得模糊。
正如泡泡玛特创始人、CEO王宁所说:“假设MOLLY的头拔掉是个U盘,你还会不会买这么多?” U盘是“有用”的工具,MOLLY是“好看”“好玩”的情绪载体。一旦你对产品抱有工具属性的期待,它在“好玩”这件事上就一定会打折扣。
所以这次我选择聚焦“女性向”产品,而非儿童教育。因为女性情感陪伴是一个可以做得足够深、足够纯粹的方向。
当然,做一款“纯好玩、纯无用”的产品是有难度的——如何向用户证明它有价值?幸运的是,我们赶上了特别好的时代机会:今天几乎所有带有情绪价值的产品都更有市场了,更有溢价权了。这正是我们的机会,也是我们擅长的。因此,我们坚定地将产品定义为“百分百好玩”。(欢迎阅读从美日IP产业的百年变迁,看中国IP经济的发展趋势 | 峰瑞报告)
我希望产品能够有“养成游戏”这种内核,利用AI让“宠物”更仿生、互动更自然。
李丰:从投资人角度看,“有用”的好处是市场教育成本低,坏处是很快陷入性价比竞争。比如家用电器——扫地机器人、洗衣机,都是“有用”的,但没人会去“玩”它们,最终产品比拼的都是价格和参数。
而“好玩”的产品,初期市场教育难,但一旦成功,就能获得溢价,并形成独特的竞争壁垒。你不会去比较“我家玩具用的是哪家的芯片”,而是看它是否足够独特、是否能打动人心。
/ 02 / 从北服毕业到AI陪伴机器人创业:如何构建跨界优势?
李丰:2025年,我们投资了Ropet。此前在“AI陪伴玩具”领域,我们看过不少项目,但很多AI玩具更像是为了和AI沾边儿,而非真正从消费者需求出发的产品,甚至我一度决定不再关注这类项目。
但后来,不止一位同事强烈推荐我见何嘉斌。见面之后,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:他首先思考的是“如何做一个让人喜欢的东西”,然后再考虑“AI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”。
当时我心中最大的疑问不是“这个项目能不能成”,而是:“作为一个男生,他怎么能想得这么细腻?”
何嘉斌:很多人好奇,我为什么似乎比较懂女性?
最开始的原点是,我在北京服装学院学习了四年的产品设计专业。北服的许多专业如服装、珠宝、箱包等,都比较关注女性相关的消费洞察。在这样的环境中,我一直在思考:作为一名工业设计背景的学生,如何形成独特的跨界优势?思考后的答案是:拥抱科技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,伟大的产品变革往往源于底层技术的突破。
Ropet亮相中国国际时装周。图片来源:Ropet
2014年,我毕业后,赶上了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浪潮。那时我们正处于“弱AI”时代,大家在探索各种场景的可能性。我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,从事人机交互相关的交叉学科研究,与科学家们一起探索如何让技术更“讨喜”、更易于被用户接受,为科技披上一层“美”的外衣。
举个例子,我们当时就在研发第一人称视角的AI助理,也就是AI眼镜。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:如何让女生愿意把一个带摄像头的设备戴在头上?因为一旦戴上AI眼镜,在当时可能就成了一种“异类”,在街上引来异样的目光。
李丰:AI眼镜在美国很火,比如Meta与雷朋合作了墨镜型AI眼镜。但AI眼镜在中国可能面临一些挑战。
首先,美国80%以上的上班族开车通勤,单程平均40-50分钟。他们本来就习惯戴墨镜上下班,每天戴两小时再摘下,非常自然。而AI眼镜正好作为墨镜的附加功能,嵌入用户的日常。
但在中国,情况不同。首先,近视率高,且很多人戴有框眼镜。其次,有些女性用户尤其不喜欢戴有框眼镜,更倾向于隐形眼镜或美瞳。从隐形眼镜企业瞳学(可啦啦母公司)的内部观察来看,2020年时,产品的不近视用户不到十分之一,这些用户为了美观选择戴美瞳,而到2024年,这一比例已接近三分之一。尤其是疫情期间,口罩遮住脸,眼睛成了有限的表达“美”的窗口。
在这种背景下,再让她们戴上一副笨重的AI眼镜,不仅遮住精心打扮的眼睛,还可能带来佩戴不适、频繁充电等问题,接受度自然降低。
何嘉斌:确实,消费者的选择深受本地生活习惯影响。我们做的是全球化产品,不同地区用户的使用习惯千差万别。
最初,我们将目标用户定义为24-30岁的都市独居女性。这个群体是小红书、Instagram等平台的重度用户,乐于分享新生活方式。但当我们交付了近万台设备后,发现了更多的用户画像:在日本,50%以上的用户是50-70岁的女性;在北美,很多产品是买来送给孩子的。当然,仍有一半的用户是年轻女性。
图片来源:Ropet
李丰:除了微软,你还在多家知名企业担任过产品负责人,创业前在字节跳动,负责PICO VR眼镜的产品定义与设计。
你从字节跳动出来,恰逢AI热潮。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?是原本就打算创业、做硬件,恰好被AI激活?还是因为AI热潮兴起,才决定创业?
何嘉斌:2021年,我加入字节,2023年离开,待了整整两年。我进大厂的初衷,是为下一次创业积累经验。
在此之前,我曾在百度深度学习实验室探索创新硬件,后来与前老板共同创立了物灵科技,专注儿童陪伴机器人,做了五年,销量达数百万台。但我们也遭遇了增长瓶颈。
因此,我选择进入大厂“蛰伏”,修炼内功。一是体验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做硬件,比如PICO 4,投入数十亿,这是创业公司难以想象的;二是积累供应链资源,我们现在用的苹果产业链资源,都是那时“用钱趟出来的坑”换来的。
回到丰叔的问题:我是先决定创业,再遇到AI热潮,还是反过来?
我的答案是:我一直想创业,做从0到1的创新硬件。进大厂是为了补足短板。真正的“导火索”是GPT从3.0到3.5的突破,让我意识到:AI的未来在于“具身智能”。这里的“具身智能”不一定是双足或者人形,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硬件载体,这些载体拥有跟这个世界交互的能力和采集数据的能力。这类终端将催生新的消费品机会。
这一次创业前,我在想哪一个赛道、什么样的产品最能发挥我十年的积累?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做一个带有无用之美,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产品,可能是最适合的方向。我开始到处找人聊,恰好遇到了早期投资人真知创投。他们已有一些技术积累,致力于让机器更像生物,但缺乏明确的产品落地方向。我们一拍即合,三个月内组建团队,开始了Ropet的研发与打磨。
李丰:所以说,他这一路的经历,简单总结就是:如何将设计背景与工业科技、互联网产品相结合,把“交叉学科”发挥到极致,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出对用户的深刻洞察。这也正是我当初那个困惑,“他为何能想得如此细腻”,得以解答的原因。
/ 03 / AI领域热点轮动背后,有哪些周期规律?
李丰:如果把时间倒回——比如2023年底,我们坐在这里录节目,那我们的主题可能是“大模型”;到了2024年,最热的话题应该是“具身智能机器人”或“AI Agent”;而今天,我们恰好聚焦在“AI陪伴机器人”或更广义的“AI硬件”上。
为什么AI领域的热点会按照“大模型→ Agent/机器人→ AI硬件”的顺序轮动?为什么2023年大家狂热讨论大模型,2024年转向智能体和机器人,而今年我们却更关注具体的硬件落地?这种演进背后的逻辑是什么?
何嘉斌:结合过去十年在科技创新行业的观察,我发现硬件领域的革命性技术有很强的周期性,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:
第一阶段是底层技术的爆发。
这是创新的“窗口期”,大量资本和创业者涌入,探索技术本身的潜力。比如大模型的兴起,最初源于Transformer架构的突破,加上海量数据的训练,最终催生了像GPT这类底层模型。一旦这项技术趋于成熟,其增长曲线就会从爆发式逐渐转向平缓。
第二阶段是思考技术的想象空间。
当底层技术稳定后,大家开始思考:它能用在哪儿?这个阶段不需要让技术立刻落地,而是要让技术有足够宏大、有想象力的空间。比如,AI Agent 被设想为可以替代人类的“数字大脑”;而具身智能机器人则被寄希望于“替代人类泛化能力”,做家务、进工厂、甚至成为家庭成员。2024年,大量投资正是集中在这具身智能与Agent的想象空间上。
第三阶段是实现商业价值。
当故事讲得差不多了,创业者要考虑如何创造商业价值?如何交付一个用户愿意长期使用、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产品?这时,大量创业者开始基于前两阶段的积累,寻找具体的应用场景。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——AI不再只是云端的“大脑”,而是要通过硬件载体,真正走进人们的生活。
这其实和自动驾驶的发展路径非常相似。最早,汽车行业的变革始于能源革命——电池技术的突破;随后,新势力造车崛起,将传感器和智能系统装进量产车;只有当海量车辆上路、采集到足够数据后,AI辅助驾驶才有了落地的可能性。科技创新,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“技术爆发→想象扩张→商业落地”的三步走过程。
李丰:说得非常到位。每一个技术创新周期,几乎都要经历三波浪潮。
第一波是技术本身的跃迁。
这是由长期积累的要素共同推动的“质变”。比如这次大模型的突破,背后是三个关键因素:一是互联网过去三四十年积累的海量文本数据;二是算力的显著提升;三是算力的优化。在这些因素的积累下,催生出了大模型。每一波科技创新的起点,都是技术本身的革命。
第二波是关注技术的想象空间。
当技术“吸尽了过去的气血”,完成了一次质变后,短期内很难再有同等量级的突破,进展会变得线性、平缓。于是,人们的焦点转向“这个技术能做什么”。这时,最具想象力的方向会引起人们的关注,比如Agent被视为能替代所有专业工作者,具身智能机器人则被想象为能完成人类所有体力劳动。
但硬币的另一面是:最具想象力的应用,往往最难落地。因为它太遥远,既难以证实,也难以证伪,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探索期。
第三波是商业现实的回归。
当技术进入平稳迭代期,市场开始追问:它能不能应用到千行百业、赚到钱?能不能创造新需求?能不能定义新产品并让用户买单?
第一波是技术本身还在“核”里边。第二波到了外围,技术稍微有点应用空间了。第三波是技术到了最外圈,跟大千世界接触起来,实现了落地。在第三波,最能落地的未必是技术最领先的,但一定是最贴近市场、最有可能实现商业闭环的。
拿自动驾驶举例:2015年之前,谷歌Waymo是自动驾驶领域的领跑者,这是第一波——技术领先;2015年后,特斯拉和Uber成为新焦点,因为特斯拉有带传感器的量产车,Uber有全球调度网络,大家认可“自动驾驶+共享出行”的巨大潜力,这是第二波——技术的想象空间很大;而今天,自动驾驶真正的落地反而发生在封闭场景——比如港区、矿场的无人运输、园区里的送餐机器人。
科技创新的三波浪潮,其实引出了一个核心话题:AI与硬件的交汇的第一件事,在于怎么让AI落地。在第二波浪潮中,AI的落地有“软”和“硬”两条路:软的是AI Agent,硬的是具身智能机器人。
那么,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坐在这里讨论AI硬件?答案很清晰: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波——商业落地与价值创造的阶段。
在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,我们投资了不少相关企业,它们的表现非常亮眼,估值持续走高。可以说,中国在这一领域已经将全球进程往前推进了一大步。
2024年,业界普遍期待特斯拉会发布Optimus机器人的新版本,并公布量产计划和订单规模。这可能会成为标志性事件,加速具身智能从第二波(想象力)转向第三波(商业化)。但马斯克因其他事务推迟了发布,导致这一转折点被延后。
就在这个空档,中国发生了几件极具影响力的事:首先是春节联欢晚会上亮相的跳舞机器人,引发全民热议;紧接着,在民营企业座谈会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,“智能机器人”被明确写入政策文件,成为国家战略方向之一。
可能正是这一系列事件,让中国在特斯拉“跳票”的背景下,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热度又推高了一级。
/ 04 / 为什么选择从硬件切入AI落地?为什么“陪伴玩具”在今天才成为可能?
李丰:既然我们已经逐渐进入到AI技术落地的第三波,那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:为什么是硬件?为什么有了AI之后,AI硬件这件事能够出现,并且跟以往有较大不同?
何嘉斌: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业内的一个争论:我们是应该把现有的AI能力塞进一个硬件里找场景,还是先定义场景,再为这个场景逐步构建AI能力?
我们选择的是后者。除了我本人对硬件产品设计的热爱和擅长之外,根本原因在于:未来5到10年,真正能够让智能化这件事情产生巨大的价值的前提是,你需要有数据。
我们调研发现,市面上很难获取半米距离、120度视角的摄像头,这类“主人”视角的行为数据。目前的家用监控是广角、非聚焦的,很难捕捉一对一的微表情和情感互动。
图片来源:Ropet
如果我们的硬件只是一个“会说话的设备”,依赖大模型的对话能力,那确实可以从软件入手——手机和电脑已有麦克风和算力,足以支撑语音交互。但Ropet的场景完全不同:我们专注于收集人的行为数据,并以此构建一个闭源的数据结构,从而让AI硬件更像陪伴人的“宠物”。
因此,我们的逻辑是:第一步,打造一个足够可爱、有高粘性的硬件,让用户愿意长期使用;第二步,通过高开机率,积累关于硬件的行为数据;第三步,用这些数据来实现真正的AI智能。
李丰:为什么是硬件?我举个更易理解的例子: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巨头——比如打车、外卖、短视频平台,它们为什么没有在功能机时代出现?
功能机时代,手机只是通讯工具。而智能手机带来了高清摄像头、GPS、陀螺仪、阵列麦克风……这些传感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新数据:位置数据(让外卖和打车成为可能)、图像数据(催生美图和短视频)、音频数据(推动语音社交)。
智能手机以及传感器的普及不是由互联网平台造成的,而是因为智能手机得到普及之后,互联网平台得到了新的数据,从而构建新的商业模式。
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大模型:它的诞生,依赖的是互联网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海量文本数据。
回到Ropet,何嘉斌提到了关键一点:新的硬件会带来新的数据类型。通过将更多传感器部署到更多用户和场景中,产生、捕捉到了新数据的行为数据,从而定义全新的产品和消费模式。
此外,中国在AI硬件领域有独特优势。2025年8月,国家发布《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见》,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。而中国恰既有完整的传感器芯片产业链,又有完整、复杂且精密的消费电子制造产业链。这两者结合AI技术,就形成了中国的独特优势。
中国公司有能力在全世界“卷”,能把软的技术和硬的产品放在一块,重新定义新的品类。比如扫地机器人,中国已卷到全球只剩自己人在竞争;新能源车未来也可能如此。再比如影石(Insta360),它最初是软件公司,做图像拼接技术。但在中国卖软件极其困难,于是创始人毅然关闭南京公司,搬到深圳,嵌入消费电子制造链,做出全景相机。如今,影石成为千亿市值的公司。
李丰:沿着AI如何落地这个问题往下深入,为什么在AI应用层爆发的今天,才出现了“陪伴玩具”这一新品类?过去为什么没有?今天的哪些技术能力让它成为可能?
何嘉斌:我觉得主要是创业成本的问题。五六年前,我们如果想要实现识别特定的物体(比如水果),我们需要自己收集数据、训练模型,成本极高。而现在,我们可以在GitHub等开源社区直接找到现成模型,进行微调之后就能部署。
以我们为例:一个六人团队,使用算力仅1TOPS的芯片,在包裹毛绒外壳、面临散热难题的情况下,仅用4-5个月就拼出了能模拟宠物“四感”(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重力感应)的模型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。获取AI模型的门槛足够低,才让这种创新成为可能。
我们是非常“反共识”地做Ropet,很克制,没有直接将端到端的大模型塞进机器人让它说话,而是反其道而行之——我们做了一个“弱机器人”,让机器人像动物一样,通过声调、动作反馈情绪。
“弱机器人”这个概念来自日本。日本的研究者发现,当机器人过于“强智能”时,用户反而不愿把硬邦邦的机器人长期留在家中——它太像一个“人”,会产生距离感和压迫感。
所以,我们希望Ropet比人类“弱”,定位像一个0-3岁的孩子。这个阶段的孩子语言能力有限,但恰恰能激发人类“照顾欲”。
一旦用户产生照顾它的欲望,使用行为就会发生根本变化:它不再是一个靠多巴胺刺激的新鲜玩具(新鲜感过后就会落灰),而是一个能持续激发催产素、带来“被需要感”的情感对象。用户会愿意长期开机,把它当作真正的宠物去“养”。不说话,正是让它“弱”的核心设计逻辑。
李丰:AI模型的获取成本低这件事,多少要感谢DeepSeek。它打破了垄断,迫使整个行业走向开源,才有了今天丰富可调用的模型生态。
那么,未来呢?比如把Ropet养了三个月、一年、两年后,这个“宠物”会变得越来越智能吗?
何嘉斌:按照目前的算力和模型能力,我们只能让Ropet模拟0-3岁孩子的感知水平,能识别物体、判断情绪。但未来,随着端侧算力提升(如从1TOPS到10TOPS)和数据积累增加(比如2-3万台设备的使用数据),它的“智商”可能从3岁成长到5岁、10岁,甚至具备简单的语言沟通能力。
我们不是反对它“说话”,而是担心宠物机器人一旦开口说人话、有逻辑推理、有明确的喜好,用户就会觉得它不像宠物,而像一个“智能体套了个毛绒外壳”,反而会失去信任感。尤其当语言模型还不完美时,这种落差会更明显。
李丰:这就像你养了个2-3岁的孩子,突然有一天他开始跟你辩论问题,你肯定会吓一跳,对他的情感、看到他的视角也会发生巨大变化。
基于现在的技术,做一个开放预期的情感陪伴,可能很难持续达到用户的预期。
2021年,美国硅谷的Character.AI推出了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情感陪伴APP,一度非常火爆,后来被收购。如今,这类应用的活跃度已大幅下降。
手机离我们最近,陪伴时间最长。但手机上基于大模型的聊天机器人,依然没有达到用户的预期。如果“说话”就能解决情感陪伴,为什么这些纯聊天的AI应用没能持续?
就像自动驾驶,即便中国可能是全球对数字化接受程度最高的国家,但我们也没有一上来就实现L5级全自动驾驶。而是从燃油车换成电车,从电车实现一些简单的辅助驾驶功能,再到进阶的自动驾驶功能,逐渐接受自动驾驶。
再说回智能陪伴硬件,到底是奔着AI来做一款产品,还是让让产品有了一些独创性、再慢慢地上AI的台阶?我花了不少时间思考这个问题,这也是我当初对“AI玩具”赛道犹豫的原因——太多产品是“为了AI而做玩具”,而不是“为了用户而做产品”。
/ 05 / 创业路上的“血泪史”:从技术理想到产品现实
李丰:我们来谈谈创业里的“血泪史”。从萌生想法到产品正式发售,最后获得用户的积极反馈,这中间你经历了怎样的挑战?
何嘉斌:丰叔说的“血泪史”,对我个人而言,可能是人生中面临最大的一次挑战。
我从字节跳动出来后,在萌友科技主要负责整体产品线。我们最初的设想是打造一款极其复杂的机器人,对标日本高端产品,能在地上行走、完成多种复杂空间互动的机器人,利用我们的供应链优势,走高端路线。
但后来我们发现,如果这种陪伴机器人的定价只要到了万元以上,无论是1万还是10万,市场对这类产品的接受度没有大的区别。要成为爆款,产品价格必须打到2000元人民币以内。看清这一点后,我决定转而推动一款更易打入市场的产品,公司也从技术导向型的公司,转向由产品和用户体验驱动。
李丰:太好了,终于从“为了AI做产品”,走到了“为了做好产品,可以适当加入AI”的正确道路上。
何嘉斌:当时公司融资不是特别顺利,我们是按照非共识的思路来做的,不太好融钱。公司负债,向老股东借款支撑了四个月,才将这款更容易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形态做了出来。
2024年10月,我们在上海IP授权展租了一个不到1万元的小展位。公司六个人全员上阵,带了5台样机,背水一战。
结果,我们成了最火爆的展位。用户路过都会问:“这是什么?” 人们能直观感受到这是一种“新东西”,是“AI”,却又说不清具体是什么。我们在AI硬件上做到了让AI“显性化”,打在了“视觉锤”上。Ropet的眼神追踪、触摸反馈、模拟宠物的行为,与展会上所有的毛绒玩具截然不同。那一刻,我们隐约感觉到做对了一些事情。
展会之后,公司获得了我成为CEO之后拉来的第一笔融资,我们终于有了量产的底气,开始找工厂开模。
有了资金,我们鼓起勇气参加2025国际消费电子展(CES)。我们把在上海IP授权展上的经验复用到CES,在大家跟机器人互动的空档,我们告诉大家可以扫码在Kickstarter上预定一台。这次展会上也验证了我们的产品是能够突破圈层的,吸引的不仅是科技博主,更有大量女性用户驻足讨论。
Ropet参加2025CES。图片来源:Ropet
不少记者来采访我,那一周我几乎没睡过觉。结果Forbes对我们的专访一出,产品迅速走红。在展会的六七天内,Ropet在全球传播量达到60亿次,一定程度上带火了中国AI陪伴机器人赛道。
Ropet被Forbes报道。图片来源:Forbes
回国后,我们接触了更多机构,遇到了丰叔,并获得了峰瑞资本的投资。
李丰:要想打磨好硬件产品,从想象的原型到实现量产是个挺折腾的过程。你要考虑怎么选择芯片、摄像头、材料,还要考虑这些器件之间怎么数据传输。这些事非常有挑战,不然智能手机也不会被称为“皇冠”了。你在智能硬件里面无论是添加还是减少一个器件,都极其艰难。
你在定义陪伴机器人这条产业链时,有什么感受?
何嘉斌:最大的感受是:如果你想做创新硬件,很难在第一代的时候就想得特别清楚。我们整体的逻辑是大胆一点,先找当下能够满足产品定义,并且比较成熟的硬件平台和供应链,搭建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完美的框架,把产品推向市场,在逐步交付给用户的过程中,发现更多升级的空间。
从2024年6月至今,我们已交付近万台,经历了3到4次重大的硬件选型迭代。每一代的平台选型的变化,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至少延迟两个月交付。
比如,Ropet这个“宠物”的眼睛其实是屏幕,才能跟用户有更多交互。我们之前选的第一代芯片平台只能驱动单块屏幕,无法驱动双屏幕。如果是单个方屏,再加上罩子隔开,会显得Ropet很呆板。如果将两块屏幕,大概以15度的夹角拼接起来,能营造出更自然的“对视感”。因此,我们坚持把芯片平台换成能驱动双圆屏的。这也带动了不少AI宠物市场方案商都开始做双圆屏显示。
类似的迭代还包括风扇的升级,为了让毛绒套壳做到静音散热,我们把几元的普通风扇换成了价格更高的静音风扇。如果你要交付一个硬件产品,从Demo到量产,可能至少需要打磨一年时间。
李丰:这要是在美国,很难达到这个程度。一位创始人告诉我,他之前在美国想要迭代一版机器人硬件,只能联系中国的工厂,每一次的调整沟通需要经历三到四个月——提出需求、中国定制一版之后寄到美国、美国这边儿再测试、再反馈修改的建议。但回到深圳后,他觉得“换了日月”,下午把机器人送到工厂,第二天晚上就能拿到新样机。
近十几年来,珠三角的精密制造能力因“果链”崛起而大幅提升,小米、OPPO、vivo、华为等品牌也随之提升了一大步。正是这条强大且响应迅速的供应链,让创新硬件的快速迭代成为可能。虽然有的产品仍会延期,但至少能以相对低成本、高效率的方式,将想法尽可能快地变为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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